深夜十一点，老周推着他的虫鸣车拐进巷子深处。三轮车漆成墨绿色，三十八个竹笼错落悬挂，像一棵会走路的、挂满声音的树。
这是白露前的最后一夜。整座城还在等最后一声完整的虫鸣。
老周从不多言。他只放虫，不放录音。纱厂下岗那年，他开始养蟋蟀，最初只是为了听个响。后来城市越来越静，静到连夏夜都失聪，他的三十八只蟋蟀，竟成了半座城的听觉记忆。
虫鸣车停在老地方——银行大厦的阴影与老街路灯的暖光交界处。第一个来的是穿睡衣的女孩，踮脚选中东南角的笼子：“要这只，声音像外婆的摇椅。”老周点点头，剪下一小段紫云英嫩茎放进笼中。虫声忽然温润起来。
穿西装的男人静静听了十分钟，指向正中那只：“这个，像我小时候田埂上的。”他的领带松着，眼里有血丝。虫鸣在此时响起，短促而倔强，像某种不肯妥协的证词。
夜深了。清洁工阿姨蹲在车边，听完所有笼子，指了指最旧的那只竹笼。老周顿了顿：“这只是哑的。”阿姨却笑了：“我知道。我儿子听力障碍，他就喜欢把手贴在上面，说能感觉到震动。”
凌晨三点，最后一个笼子也被取走。老周推着空车往回走，竹笼在月色下轻轻摇晃。忽然间——不是从笼中，而是从墙角、砖缝、排水管深处——响起了细碎的虫鸣。那是这座城市豢养的最后一批野蟋蟀，在回应同类离去前的呼唤。
老周停下脚步。他听见水泥森林的缝隙里，传来大地古老的、未被驯服的心跳。月光照在空荡荡的虫鸣车上，那些竹笼的投影还在晃动，仿佛声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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