邮电大楼搬迁那天，只有三楼西侧的窗户还亮着。那是老杨的收发室，墙上挂着一排摩尔斯电码表，纸边卷曲如秋天的梧桐叶。
他不走。或者说，他不能走——还有十七封电报在路上。不是光纤里的比特流，是真正会穿过风雨、会磨损、会带着邮递员体温的电报纸。老杨说，每封电报都有自己的心跳，他得听到它们安全落地。
深夜十一点，第一封来了。发报机“嗒嗒”响起时，整座大楼都安静下来。老杨的笔尖在电报纸上起舞，每个点划都精确得像心跳。“母病速归”四个字显现时，他的手顿了顿。这封电报在路上走了三天，而发报地址，是去年就已拆迁的老街十七号。他照常签收，在签章旁画了朵小小的康乃馨。
凌晨三点，最奇怪的一封到了。电码杂乱无章，像醉汉的呓语。老杨译了三次，得到的都是同一串数字：121.47，31.23。他忽然起身，翻出1978年的旧地图——那是上海外滩的坐标。电报备注栏只有两个字：“初恋”。窗外晨光微露时，老杨把这张电报纸折成了纸船。
天亮前，第十七封电报终于抵达。发报地址空白，电码简短到极致：“……”。老杨对着这张只有六个点的电报纸，坐了整整一个钟头。然后他拉开抽屉，取出自己珍藏的最后一张电报纸，用老式钢笔写下回电：“收到。保重。”
太阳升起时，搬家的卡车开始轰鸣。老杨关掉发报机，却没有离开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电报纸，那是1985年春天，妻子临终前从医院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，上面只有三个字：“好好活。”
现在，他把十七封新电报和这封旧电报叠在一起，锁进铁柜。钥匙转动时，整排摩尔斯电码表突然同时颤动起来，像在发送某种无声的告别。
后来大楼改成了网红咖啡馆。但总有人说，在暴雨倾盆的深夜，三楼西窗会忽然亮起，墙上隐约浮现有节奏的光点——那是十七封电报，正在练习永不抵达的舞蹈。而老杨坐在时光的这头，继续等待着，等待所有未完成的心事，找到回音的形状。
